“大阐文教”的措施及成就

在“守成以文”的方针指导下，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“大阐文教”的措施，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，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。

　　1、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，即“颇好儒臣”，除设立儒学外，于武德二年（公元619年）下诏兴仕崇儒，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、孔子庙各一所，四时致祭。又于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亲自到国子学参加“释奠”礼，并令僧、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，因而使“学者慕响，儒教聿兴。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。

　　唐太宗李世民更是“锐意经术”，在其仕秦王时，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，召集名儒房玄龄、魏征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，共议天下大事，”登位之后，益崇儒术”（《新唐书·褚亮传》）。即帝位后，又设立了弘文馆，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，同他们讲论经文，商论政事。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下令取消周公祠，专立孔子庙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回为先师。自此，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，官学祭孔沿袭成习。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。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。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诏尊孔子为宣父，在兖州设庙。贞观十三年（公元639年）设崇贤馆，招集儒生研究经术。贞观十四年（公元640年）诏求前代通儒子孙，特加引擢，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、褚仲都，北周的熊安生、沈重，陈朝的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讥，隋朝的何妥、刘炫等前代名儒。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，命祭酒孔颖达讲《孝经》，对祭酒、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。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诏天下诸州，举儒术通明、学堪师范者，具以名闻。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，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，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。贞观二十一年（公元647年）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、经学家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德、戴胜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。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，“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”，“赐帛给传（驿站车马谓），令诣京师”，授以“博士”、“助教”之职。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，十二年（公元638年）拜国子祭酒；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，王恭为太学博士；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；精通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，兼崇贤馆学士；繁水人马嘉运，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，分经教授学生，”未终经无易业。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。李世民曾亲自著《帝范》二十一篇，阐述儒家的帝王术。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，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、方针、政策的理论依据。他宣称：“朕今所好者，惟在尧、舜之道，周、孔之教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耳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六）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。

房玄龄(579～648) 唐朝初年名相。名乔,字玄龄,以字行。齐州临淄(今山东淄博东北)人。

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，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，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。

　　太宗以后诸帝，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。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，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。即位后，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，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，以示重儒，提高儒士地位，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。开元二十七年（公元739年）追封孔子为文宣王，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，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、侯、伯。次年，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，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，并定为常制。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“志承理体，尤重儒术……使四科咸进，六艺复兴。”（《旧唐书·代宗本纪》卷十一）他亲到国子学释奠，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。唐文宗李昂、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，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，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。

　　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，还体现在《唐礼》和《唐律》上面。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，屡次制“礼”，《大唐开元礼》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。“唐礼”体现了孔子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的政教思想，以孝悌为礼教之本。唐代极力提倡孝道，唐玄宗曾亲自注《孝经》。在提倡孝道的后面，表现的是“欲求忠臣，必于孝子”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。李唐王朝同时把“礼”作为“堤防”的工具，其中贯彻着“三纲五常”的精神。唐代统治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，是表“礼”内“法”的。《唐律》就指出：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。”《唐律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，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。

　　2、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（当时主要是指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左传》等五经）是儒家全部政治、哲学、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。由于西汉以来，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，大大削弱了“五经”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。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，认为儒学多门、章句繁杂、异说纷纭，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。为了发挥其作用，必须重振儒术，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。太宗认为，问题的症结在于”经籍去圣人久远，文字诈谬。于是，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“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七）。颜师古对五经文字“多所厘正”，三年始成。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《五经》进行讨论，诸儒多有指责，“异端峰起。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，并取晋宋古本，“援据详明，皆出其意表”，诸儒莫不叹服。唐太宗称善良久，赐颜师古帛五百匹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并颁布新编《五经》于天下，“令学者习之”。唐太宗又以“文学多门，章句繁杂”，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，撰定《五经》疏义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《易》取王弼，《书》取孔安国，《诗》取毛传、郑笺，《礼》取郑玄，《左传》取杜预，《公羊》取何休，《榖梁》取范宁等人传注。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颁布全国，令士子诵读，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，以统一思想。

　　这个“五经”定本颁行以后，使“五经”有了标准本，诸经文字完全统一，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。《五经正义》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，有的采用了魏、晋的解释；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，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，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。《五经正义》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。撰定《五经正义》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，由此，教育思想、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，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，有了准确、标准的统一要求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进行撰集和注释。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魏征撰《群书政要》，唐太宗览之称善，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，赐给魏征帛二百匹。后来魏征又撰成《类礼》五十篇二十卷，唐太宗览而称善，赐帛一千段。国子博士徐文远撰《左传义疏》六十卷，国子博士陆德明撰《老子》十五卷、《易疏》二十卷、《经典通释》三十卷，并行于世。唐太宗赐陆德明束帛二百段。许叔牙撰《毛诗纂义》十卷，赐帛二百段。于是不过数年，“秘书国籍粲然卒备”。正如范文澜所说，这对儒学的影响，与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。

　　唐朝统一经学的工作，还表现在“开成石经”这一盛举上。这部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（公元837年）所立，共分十二经（只缺《孟子》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），另附张参的《五经正字》和唐元度的《九经字样》，共六十五万字，用石一百一十四方，两面刻字（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的“碑林”）。

魏征（580年－643年2月11日），字玄成，，唐朝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，被后人称为“一代名相”。

在隋朝统一经学工作的基础上，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，使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、北学而终归于统一。这种统一的经学一直统治了几百年。这是李唐王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。

　　3、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。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几十年，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。唐初，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“典章湮散”（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），“先代之旧章，往圣之遗训，扫地尽矣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八十九《儒学》上）李世民采取了很多措施，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，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四次。

　　第一次武德九年（公元626年），“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，置弘文馆于殿侧，精选天下文学之士，以本官兼学士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二“高祖武德九年”）“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”（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三《职官》二），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。弘文馆中还有“梭书即校典籍，刊正错谬”（同上）。由于人力强，分工细，这次收集整理古籍的数量较大，并根据前人目录分类经验，创造了“四部书”分类法。

　　第二次是贞观二年，充实加强秘书省。秘书省是国家“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”的常设机构。李世民授“通贯书术”的魏征为秘书监，“命魏征写四部群书”，并批准“魏征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”（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），又“别置雠校二十人，书手一百人”（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《儒学》上）

　　协助整理。在魏征主持下，“数年之间，秘府图籍，粲然毕备。”（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）魏征改职之后，李世民又“令虞世南、颜师古等续其事”（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《儒学》上），让他们“购天下书，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，缮写藏于内库，以宫人掌之。”（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七《艺文志序》）魏征、虞世南、颜师古皆一代名儒，受到李世民的任用，既忠于职守，又精于业务，主管古籍整理工作卓有成效。

　　第三次是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太宗命颜师古、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（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左传》），具体经过及成就已如前述。

　　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（公元639年），太子“东营置崇文馆”（《新唐书》卷四十四《选举志》上），馆内有校书二人，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。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，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的机关。

　　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，到玄宗时期，于大明宫光顺门外、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，两者各聚书四部，以甲乙丙丁为次，列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，共有八万多卷。图书的整理为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。

　　4、修书立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，荟萃妙选以修书，所修约有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群书治要》、《文思博要》、《唐律疏议》等，俱卷帙浩繁。初唐还正式确立官府修史制度，其成就亦大为可观。

　　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初唐，历朝历代实属绝无仅有。自此，官府修书一直被视为文治盛典。

　　李世民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，修史书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。他说：”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”（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）又说：“朕每观前代史书，彰善瘅恶，足为将来规戒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七）他继位第三年，就提出要修撰国史，并亲自确立了一套史馆修史制度。“贞观三年，于中书置秘书内省（即史馆），以修五代史（周、隋、梁、陈、齐）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）同年“闰十二月，移史馆於门下省北，宰相监修。”（同上）这个制度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宰相监修，体现了国家对修史的高度重视。第二，有了独立的常设修史机构，隶于中书省。这个机构除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之，另有“史馆修撰四人”（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七《职官》二）。由于实行宰相监修制，史馆可以通过宰相向各部门、各州县、各都督府征集史料。

　　当时有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》的规定（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），实际上就是责成各部门各机构要按时把重大历史事件”堪报史馆，修入国史”（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）。这样，在修撰时，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，以提高修史的质量。李世民两次下诏组织修撰前史。一次是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李世民诏命房玄龄、魏征等修撰周、隋、梁、陈、齐五代史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，又诏命房玄龄、许敬宗等诸史家修撰《晋书》。李世民还亲自参与撰著宣、武二帝及陆机、王羲之四《论》（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），这对当时的史学兴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使贞观时期的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。贞观时期。修撰的史书不仅数量大，而且门类多，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、正史、别史、典志史、地志史、类书等等，都涌现了大批著作，仅正史就修成了八部，在二十四史中，占据三分之一。这为贞观以后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一定的文化（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）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反映，又必然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。李唐王朝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，采取一系列“大阐文教”的措施，努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，很快就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
　　一是改善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。从政治上看，由于文化逐渐发达，大批知识分子涌现出来。李世民注意选用具有一定学识文化的知识分子，“大收天下儒士，赐帛给传（驿站车马谓传），令诣京师，擢以不次，布在廓庙者甚众。学生通一经已上，咸得署吏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七）“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，兼识政体者，多进其阶品，累加迁擢焉。”（同上卷一）不同地方、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断被补充到各级机构、各个部门，使各级官府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官吏大大增加。贞观时，特别是贞观中期以后，“凡在朝之士，皆功效显著。或忠孝可称，或学艺通博。”（《旧唐书·高士廉传》）反映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生气勃勃的新面貌。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，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，研究制订各种政治措施，提高统治艺术，都十分有利。

　　二是承前启后，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兴盛。李唐王朝立国之初，即以恢宏的气度“大阐文教”，兴办各类文教事业，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从而为唐朝的文教事业带来了许多新气象。这就大大改变了“隋季以来，丧乱滋甚，睠言篇籍，皆为煨烬，周孔之教，阙而不修，庠塾之仪，泯焉将堕”的文教苍白局面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，唐朝文化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链环，不仅较好地恢复和继承了历史文化遣产，而且影响到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高潮。特别是李世民富有创造精神，医学、律学、历算学等实业专科教育设置，都前所未有，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。他推行的宰相监修史制度、科举制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贞观文化，为贞观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　　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。如果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各民族的长期共处，使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，那么唐代社会文化上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就不能不与初唐的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李世民抛弃了“贵中华，贱夷狄”的偏见，在前几百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，注意加强民族团结。不仅在政治上对各少数民族“爱之如一”，“与中夏不殊”，“使如一家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七），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，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。